稷下怪才一代辩士——淳于髡

　　一、处贱不贱，见辱不辱　　淳于髡是战国人。　　淳于髡是齐人。　　淳于髡是一个贱而得宠的人。他姓淳于，曾因犯罪而受过髡刑(古代一种剃光头发的刑罚)，故名曰淳于髡。刑满释放后配给私人，招为赘婿。古代的赘婿，不同于后代倒插门的养老女婿，而是农奴主为自己的女奴所招的男奴配偶，这是一种没有人身自由的贱民。故太史公说：“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史记·滑稽列传》)然而淳于髡处于诸侯纷起称雄，’争相招贤纳士，致使社会阶层流动不居的时代，他凭自己的超凡能力，又善于捕捉机遇，结果时来运转，吉星高照、竟被齐国统治者看中，把他从农奴群中提拔起来。初侍奉君主左右，，遂列为上大夫，终“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说苑·尊贤》)，成为上层社会的一员。　　淳于髡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据史载，他“长不满尺”(《史记·滑稽列传》)，或曰：“为人短小”(《太平御览·卷736·方术部》)。然而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先天生理的缺憾，却在后天奋斗中得到补偿。试举一例，有一次齐王派淳于髡出使楚国，楚王看到他身材矮小，便鄙夷地戏谑道：“难道齐国就找不出一个像模像样的人了吗?而派了先生你来!先生有什么特长呢?”淳于髡机警果敢地答道：“我没有什么特长，只有腰中七尺长剑，是用来斩杀无状之王的。”楚王慌恐地说道：“请先生息怒，我不过跟您开句玩笑罢了。”淳于髡在傲慢无礼的楚王面前保全了祖国的尊严和个人荣誉。微贱的出身，丑陋的相貌在别人看来是生活的不利因素，而在淳于髡身上，却化为成就事业的内驱力!　　二、学无所主，滑稽善辩　　淳于髡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　　微贱的出身，使少年淳于髡自然无缘接受良好的正统教育。然而少有大志的淳于髡却有一股不信邪的犟劲。他偏不顺从上帝的安排，勇敢地向命运挑战！淳于髡人极聪明，又很勤奋，“博闻强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就是他得以成功的奥妙所在。他像一只蜜蜂采撷百花，他像一个’深渊广纳涓流，不知不觉中竟成了稷下学宫的一大学者。正因如此，他的学术思想淡于流派师承，薄于封闭体系，而显得丰富多姿，斑斓驳杂。据刘向《别录》云，他似乎写过《王度记》等有关礼论的文章，又和苟卿相处很久，时得善言，可知他有儒家思想；从他和孟子辩论“贤者无益于国”，提出“名实”论题，可知他含名家思想；《淮南子·道应训》说他游说魏王，先纵后横，可知他包容纵横家理论。他师无常师，学无所主，形成自己杂家的风格。这就是他，一个卓立不群，独树一帜的稷下学士。　　然而使淳于髡得以名扬千古的不是他的学术思想，而是他的滑稽善辩。故司马迁作传时把他放进滑稽之中，而在《孟荀列传》中又把他喻为“炙毂过”，与“谈天衍，雕龙爽”并列。《史记索隐》引崔浩语：“滑稽，流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过’字作‘輠’。輠者，车之盛膏器也。炙之虽尽，犹有余流者。言淳于髡智不尽如炙輠也。”一个流酒器，一个盛膏器，都是比喻淳于髡多智善辩的。试举几例:　　有一次，齐宣王下诏求贤，淳于髡一天推荐七人。宣王怀疑他荐士太滥，于是责问他道：“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则士不亦众乎?”淳于髡机智地答道：“不然。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罩黍，梁父(二山名)之阴，则郄车而载耳。夫物各有畴，今髡，贤者之畴也。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战国策·齐策三》)一席趣谈，既轻松愉快地消除了宣王的疑团，又表明了自己贤士和伯乐的身份，从而加固了宣王对自己的信任，使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辩才。　　又有一次，齐王派淳于髡出使楚国，并特意带去一只鹄作为赠送楚王的礼物。谁知刚出城门，鹄就飞了。淳于髡拎着一只空鸟笼到了楚国，见了楚王时说了这样一番话：“齐王使臣来献鹄，过于水上，不忍鹄之渴，出而饮之，去我飞亡。吾欲刺腹绞颈而死，恐人之议吾王以鸟兽之故令士自伤杀也。鹄，毛物，多相类者，吾欲买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国奔亡，痛吾两主使不通。故来服过，叩头受罪大王。”短短几句话，产生了几多戏剧性效果。“不忍鹄之渴，出而饮之”，说明淳于髡的仁；“刺腹绞颈而死”，说明淳于髡的勇；“恐人之议吾王”云云，说明淳于髡的忠；“欲买而代之”云云，说明淳于髡的信；“痛吾两主使不通”，说明淳于髡的义；“服过”、“受罪”，说明淳于髡的诚。仁、勇、忠、信、义、诚，何罪之有?！结果楚王不但没有怪罪淳于髡，反而赞赏道：“善，齐王有信士若此哉!”并且“厚赐之，财倍鹄在也”(《史记·滑稽列传》)。　　当然，淳于髡有时也把辩才用于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形式主义的辩论中去。比如他与孟子的“男女授受不亲”之辩即属此类。“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上》)。“礼”与“权”本是原则性与灵活性地辩证统一。淳于髡的发难近似于一种故意找岔或文字游戏。　　有时，淳于髡甚至以灵牙利齿文过饰非。有一次，齐国要攻打魏国，魏国用“宝璧二双，文马二驷”，向淳于髡行贿，请他劝谏齐王的军事行动。他照此办理并且奏了效。事后有人向齐王检举了他的受贿行为，齐王责问他，他却从容地回答道；“伐魏之事便，魏虽刺髡，于王何益?若诚不便，魏虽封髡，于王何损?且夫王无伐与国之诽，魏无见亡之危，百姓无被兵之患，髡有璧马之宝，于王何伤乎?”(《战国策·魏策三》)他竟以三寸不烂之舌把贪污受贿，私通邻国的罪行说成对齐王、魏王以及两国人民的。功劳了。这无疑是一种狡辩。然而这仅仅是淳于髡的白玉微瑕。他的辩才更多的是用于国计民生。　　三、绵里藏针，隐语阐幽　　淳于髡不是一个纯书斋学者。　　淳于髡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辩土。　　淳于髡是一个时时刻刻无不感受着时代脉搏，．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知识分子。他总是以自己渊博的知识、杰出的辩才，风趣的谈吐、诙谐的语调谏君主、说卿相、平诸侯、服务于他的祖国，报效天下人民。史载，齐威主曾一度“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淳于髡尖锐地讽谏道：“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威王听后连声说“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尝在侧”(同上)。　　在谈到淳于髡的性格时，司马迁用了四个字：“承意观色。”这是褒奖，不是贬词。意指善于察言观色、揣摸君主的心理活动，然后采取行动，以达最佳劝谏之效。这里边透露着淳于髡的机警和灵活。如淳于髡见魏惠王事就能突出地反映出这一性格：“客有见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俱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证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后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史记·孟荀列传》)我们还应看到，而且理应重视他性格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刚直不阿，对君主敢于犯颜直谏。　　淳于髡对于君主尚且如此，对于大臣更是竭尽全力，纠谬矫枉，拾遗补缺，力图使齐国的政治更清明一些。邹忌鼓琴论政，三月受相印。淳于髡对此事很不放心，于是亲设隐语试探邹忌的政治才干。他以“狶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弓膠昔干，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住，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田敬仲完世家》)；“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新序·杂事》)等五句隐语表达了自己的五点政治主张，即：执政者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的特长，不应求全责备或用其所短；执政者应该依附人民，而不应该疏远人民；执政者应该慎选君子，不使小人与君子杂处；执政者应该修整法律，督察奸吏；执政者应该减吏省员，不使扰民。邹忌深受启示。　　更难能可贵的是淳于髡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出特定历史阶段内的古代国际主义精神。如齐欲代魏，淳于髡劝阻了(《战国策·齐策三》)。苏代为燕游说于齐，淳于髡大力协助(《战国策·燕策二》)。凡此都较好地处理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淳于髡长寿善终。他死后，“诸弟子三千人为衰经”(《太平寰宇记·卷十九》)。足证他生前赢得人们深深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