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校经典文本与聊斋学的发展

精校经典文本与聊斋学的发展        |1|2|3|4|5|6| 李衍柱     二十世纪“聊斋学”的形成与发展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     一是二十——三十年代。“五四”以后，首先是鲁迅给予《聊斋志异》很高的评价。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第一次从文学史的高度分析了《聊斋志异》源流和影响，论述了《聊斋志异》的高超的艺术成就和特点，他说：“《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人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从鲁迅开始，蒲松龄及其创作，主要是《聊斋志异》，成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在三十年代，我国老一辈“聊斋学”专家马立勋、刘阶平、路大荒、刘黎仙、罗尔纲等，做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辨析工作。1936年路大荒先生将他自己多年收藏整理的文献和他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有关文献资料，经过比较全面的整理，综合编出《聊斋全集，，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聊斋全集》的出版，连同《聊斋志异》的印行，使“聊斋学”研究的历史文献第一次以整体文本的面貌向读者见面。     二是五十——六十年代。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对古代文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十分重视，“聊斋学”逐渐进人了一个自觉建设的阶段。五十年代最主要的成就是《聊斋志异》的半部手稿、《聊斋杂记》(《农桑经》残稿)手稿、《柳泉居士词稿手迹》和蒲松龄画像及作者自题志手迹的发现。六十年代进一步发现了《聊斋志异》的二十四卷抄本和更接近原稿的《异史》抄本。1962年路大荒先生在他1936年编印的《聊斋全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以后新发现“聊斋学”研究的文献资料：文、诗、词、俚曲、戏剧、杂著，重新编排、整理，增补佚文，形成上下两卷的《蒲松龄集》     三是八十——九十年代。这是“聊斋学”获得重大发展的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由于文学观念的变化、研究方法的更新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的广泛开展，“聊斋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深入研究的新阶段。1986年9月在蒲松龄的故乡由蒲松龄研究所主编的《蒲松龄研究》创刊，我国著名《红楼梦》专家周汝昌先生致该刊的贺诗中，第一次提出了与“曹学”并立的“蒲学”，诗的末句写道：“宜将‘蒲学’追‘曹学’，齐鲁幽燕此最珍。”1991年10月召开了首届国际聊斋学讨论会，“聊斋学”在世界学者共话“聊斋”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得到正式命名。从八十年代起，“聊斋学”已逐渐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又从世界走向了中国，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文学研究的学问。据曾将《红楼梦》译成英文的杨宪益先生谈，李士钊同志已译出1880年由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英国出版了第一个《聊斋志异》英译本(164篇)的目录和序言，还移译了捷克汉学家普实克院士1959年在丹麦出版的《中国研究》季刊(英文版)上所发表的《蒲松龄(聊斋志异)最初定稿时间探讨》。1981年由北京中国文学社印行了由杨宪益和戴乃迭先生所译的《聊斋志异选》英文译本。当时杨先生还托友人从伦敦大英图书馆书库中抄来了库藏的一份包括7种语言26个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目录。“据徐恭时先生统计，1980年《聊斋志异》在世界上有13种语言文字，60种版本，以后徐先生又从李士钊先生那里得知外文译本已超过33种语言文字，由李先生主编的《蒲松龄著作在国外》一书，就选译了47篇不同语种约40万字的研究论文。进入八十年代，“聊斋学”研究也现出了新的高潮，仅从1980一1987年八年间，就发表论文686篇，这个数目等于1949—1979年三十年间发表论文的总和(129篇)的5．3倍。     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发展，“聊斋学”研究对象的经典文本也在不断地扩大和被确定。在这种情势下，“聊斋学”研究对象的“精校本”不仅迫切需要，而且已经呼之欲出。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多年中，以总结性的形态出现的三种新的文本，对于“聊斋学”研究对象的经典文本的确立，具有重大的价值。     1、《聊斋志异选》(严薇青朱其凯选注，齐鲁书社，1984)和《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凯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前者选本共收loo篇，选文着眼于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篇幅较长的具有短篇小说特征的优秀作品。其中见于手稿本的有54篇，见于接近原著的手抄本46篇。注释力求准确、简洁、通俗，并尽可能地保持原话的语气和原句的结构。选文后附有二位先生的颇为新颖的评议。在选本基础上再跨一个台阶，朱其凯先生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规划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的任务。这个全本新注文本校注采取的首要原则是：它的底本和校本均用抄本，只个别文字讹误参校刻本。对于这个新校注的文本的特点和成就，著名“聊斋学”专家严薇青先生说：“由于铸雪斋本和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抄本的发现和山东省博物馆旧藏两个抄本重新为研究者一再提及，使《聊斋志异》整理和研究跨上一个新台阶。山东师范大学朱其凯教授主编的全注本《聊斋志异》于198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收注的四百九十四篇(另附录四篇)所依据的版本，除影印的手稿本外，即以铸雪斋本和二十四卷本以及山东省博物馆藏本互相比勘，斟酌去取，可以说是比较接近原稿的一个定本。在注释方面，虽参照旧注，但不受旧注的局限，特别是改变旧注不顾文义，只注典故、出处的纯‘客观’注法，而为根据本篇语言环境，选取切合文义的精确解释。有时根据需要，注明出处，也一定扣紧文义作出说明。在这一点上，它对‘三会本’《聊斋志异》有了新的突破。”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应当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是一个在二十世纪出现的最好的也是最接近于“精校本”的《聊斋志异》的经典文本。因此该本出版后的十年间，已重新印行6次，发行11万部之多，并已作为“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的珍藏本印行。台湾光复书局则出版了该本的汉字繁体竖排本。这一全本新注本已获全国首届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全国首届古籍整理研究图书奖。     2、《聊斋佚文辑注》(蒲松龄纪念馆编，盛伟辑注，齐鲁书社，1986)和《蒲松龄全集》(盛伟编校，学林出版社，1998)。“聊斋学”研究对象的经典文本的确立，是一个不断发现、不断整理、校勘、辨伪和研究的过程。蒲松龄虽然在今天被世人称之为“短篇小说之王”，但他在封建社会并不被统治阶级所重视，清朝官方编写的《清史稿》中对这样一位大作家竟然一字未提。他的著述大多散失在民间和地方的各种典集之中，遭到战乱的毁损和流失也是在所难免。这样必然给后人全面地搜集、整理、研究他所创作的各种文本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完成这一工作，要求研究整理者必须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埋头苦干的求实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二十世纪，在山东，全面系统、以毕生的精力去搜集、整理和研究蒲松龄及其作品的，是老一代“聊斋学”专家淄川路大荒先生。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化，他本人的遭遇和经历如何坎坷，路大荒先生始终把搜集、保存、整理和研究蒲松龄的著述和作品视力自己的生命。六十年代，路大荒先生编校、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在当时，可以说是除了单印的《聊斋志异》以外的一个最全、最系统的蒲松龄著作总集。路大荒先生在1972年不幸去世。在这之后的岁月中，蒲松龄散失的著述，又不断地被发现。这样，重新将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加以搜集、汇总、保存、整理、校勘和考评的任务，就提到后继的“聊斋学”研究者的面前。在这当中，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研究所的学者们特别是从青年时代就“痴迷”于“聊斋”研究的盛伟先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86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由蒲松龄纪念馆编、盛伟辑注的《聊斋佚文辑注》，就是他们向中外读者奉献的第一批成果。该辑佚的原则是：“凡一九六三年六月重版之《蒲松龄集)中，未收录的蒲氏文稿皆在辑录范围之列。共计辑录：序一篇、论文两篇、书启八篇、呈稿八篇、碑文二篇、祭文八篇、挽联十四篇、公引父丧一篇、醮棚吊挂一幅、拟表十四篇、俚曲一种、诗八首、赋一篇、《农桑经》四条、《聊斋杂记》二册、《药祟书》二册、《聊斋制艺》一册、附录跋二篇，共约十五万字左右。90在辑校的佚文后面，大都加注，说明佚文的出处、来源、事件、人物，对辑文中所出现的缺字、讹误、错字或存疑之处，也都在括号内加以注明。这批新发现的佚文的公开出版，对于“聊斋学”研究对象的经典文本的确立，有重要的价值。它不仅对于我们全面研究蒲松龄生活的时代、社会风尚具有民俗学、社会学的价值，而且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经济、医药、文化教育和科举制度也是有意义的。有的佚文的发现，如俚曲《琴瑟乐》，则解决了中外学者长期急于寻找和确定的蒲氏的一篇重要俚曲作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同样存有一篇《琴瑟乐》作品，但将它拿来与辑注中从淄川王氏的天山阁收集到的抄本比较，立即就可看出其真伪程度的不同。庆应义塾大学藏本中，有的文字显然抄自《金瓶梅词话》，并非蒲氏之作。该辑注本，对于研究作家的心态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样也有所帮助。     《聊斋佚文辑注》出版之后，盛伟接着又开始了《异史》手抄本的校释工作。这是一个未见前人著录而又从未面世的早期《聊斋志异》的手抄本。这一新发现的最早最全的《异史》珍本，1993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它的面世对于《聊斋志异》的经典文本的“精校本”的出现，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参照系。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对“聊斋学”的建立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袁世硕先生，在为《异史》写的序中说：“此抄本是现存早期抄本中篇目最齐全，近乎全本的一部抄本。……有了这部篇目比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都齐全的抄本，经过认真的校勘，斟酌异文之取舍，整理一部更接近蒲松龄原著而堪称定本的全奉《聊斋志异》，也指日可待丁。”     百川竞流归大海。历史长河发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聊斋学”研究进人了一个综合整理研究的新阶段。它的重要标志就是《蒲松龄全集》的编校和出版。1991年，当盛伟完成了《聊斋佚文辑注》和《异史》的校释出版之后，又以极大的学术勇气和坚韧的毅力，全身心地投入了整理编校《蒲松龄全集》这一“聊斋学”的世纪性工程之中。他历时八年之久，尽最大可能搜寻国内外已发现的有关“聊斋学”的历史文献资料和作者的原始文本，经过仔细考证、校勘、辨伪、对照比较、分析研究，在吸取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定篇目，并在每篇后面写出校勘记，重要的篇目和学界有争议的问题，还作了较详细的注释和说明。最后盛伟先生将一部经过“精校”的《蒲松龄全集》呈现给广大渎者，1998年12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正式出版，全集共三卷，260万字。     新版《蒲松龄全集》这是二十世纪出现的一个最新最完备的文本。关于本书的特点，已故的严薇青先生在他生前写的《序》中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说：     《蒲松龄全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增补佚文，约二十万字，包括诗、祭文、挽联、书启、拟表、制艺和大荒先生逝世后发现的《聊斋呈稿》、《聊斋杂记》、《药祟书》以及俚曲《琴瑟乐》等。；是对路编《蒲松龄集》详加校勘，校出异文约三千处，并分别出为校记。其中有的仍以路集原文；有的以新校为据。甄别取舍，择善而从。三是增订蒲氏编年诗约一百八十余首。路集对当时不能肯定应系于何年之诗，为慎重计，归入《续录》或“姑附”于后。新编《蒲松龄全集》则稽疑审难，详为核校，经考定写作时日后，分别系于各年之下，使年代阙疑者大大减少。四是对路编《蒲松龄集》中误收的诗：《挽船行》、《趵突泉》及《其二》、《游龙寺》、《暮春泛大明湖》及《其三》、《千佛山》、《游大佛山》、《白云亭泛舟》、《登历下亭》、《北渚亭》、《环碧亭》，赋：《屋漏赋》、《蝗赋》；“杂著”：《禁籴说》、《钱粮比较说》；“拟表”：《拟上赐廷臣〈古文渊鉴〉，群臣谢表》(康熙四十四年)删去。这些工作都是对作者和读者认真负责的表现。倘大荒先生健在，想来也会因后继有人，欣然同意的。     我认为《蒲松龄全集》的编校和出版，正确处理了以下四方面的关系：     第一，继承与超越的关系。盛伟所承担和完成的《蒲松龄全集》的编校工作，是接着路大荒先生所开拓的事业，继续前进的，是在路编的《蒲松龄集》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工作的。正如严薇青先生所说“研究蒲学的前辈、先驱者路大荒先生远在三十年代整理出版蒲氏著作时，正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做出了前人所从未涉及的开拓、创始工作，造福后学，功不可没。但以后蒲氏佚文时有发现，蒲学研究深入发展，这就有待于后来者补苴检遗，踵事增华，以期发越宏论，益趋完备”。盛伟没有辜负老一代学者的期望，他学习路大荒先生将毕生精力献给“聊斋学”的榜样，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将自己的青春全部贡献给了“聊斋学”的建设之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版《蒲松龄全集》既继承了《蒲松龄集》的成果，又大大超越了《蒲松龄集》的水平。这不仅仅表现在增补佚文、纠正错漏、更新体例上，而且也表现在校注阐释与说明的指导思想与观点之中。     第二，经典性与实证性的关系。我们这里所说的经典性首先是指作者蒲松龄提供的第一文本，这包括《聊斋志异》手稿和散见的诗、文、杂著、肖像画题记、碑文等。其次是指那些最接近作者原稿的早期的手抄本。实证性是指对各种不同版本的严格、认真的考证与辨析、进而实事求是地确定文本的真伪与可靠性的程度。在新版的全集中，将一百多年来不断发现的蒲松龄的各种手稿、手迹都收了进去，并以此作为校勘其他手抄本、刻印本的依据。同时全集中又将不断发现的早期手抄本如(聊斋志异》的康熙抄本、《异史》抄本、二十四卷抄本等，作为最接近作者原稿的文本，与原稿进行互照、校勘。因此，经过严格考评、辨析、比较、互补而产生的新的文本，是一个最具有原创性、可靠性和经典性的文本。     第三，综合性与创新性，集体智慧与个人劳动的结合。新版的《蒲松龄全集》，如同《出版前言》所说，“本书编者则综合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所得，对蒲氏著作的真伪、写作年代等作了认真的考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先后次序的调整，纠正了路氏的一些疏漏和错误。同时，以按语和校注的形式比勘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异同，校出异文约三千处，删去了误收的作品数十篇。”在新版《蒲松龄全集》中，不仅体现了编校者的智慧、心血和劳动，而且凝结了蒲松龄的几代亲属、好友的奉献和意愿，并且鲜明地打上了几代学者不断探索和研究的印记。在全集编校成书过程中，学界好友之间出现的那种相互关照与协作的精神，国际友人的热情支持、平等对话的真诚态度，真可谓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佳话。当我在全集编校后记中，看到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亲手将自己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复印带回的宝贵研究文献资料交给盛伟的时候，我从内心里为之感动和叫好。在这里，鲁迅先生当年批评的那种“文人相轻”的影子早已无影无踪了。盛伟自己说得好：“《全集》的辑校出版，我是托福于国内外诸专家、学者、师友、同仁的帮助与无私的支持。我自己的力量是微薄的，若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我的工作不可能进展得如此顺利。我所奉献于大家面前的这部《全集》，也不可能如此完备。”“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新版《蒲松龄全集》是国内外的“聊斋学”的研究者和支持者集体智慧与劳动的结晶，是“蒲学”、“聊斋学”的研究成果与编校者的创造性的劳动相结合的果实。新版《蒲松龄全集》的出版，为国内外读者和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关于《聊斋志异》作品、作家、鉴赏、评论者和作品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最新、最全、最完备的历史文献资料，因此，它对“聊斋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无疑提供的是一个最接近作家手稿的精校的经典文本。它的问世，对“聊斋学”在二十一世纪进一步深入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3、《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任笃行辑校，齐鲁书社2000年5月版)。任笃行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聊斋学”研究专家，他在《聊斋志异》版本的研究和出版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长期潜心研究，于2000年出版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这是在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出现的一个迄今文字最接近作者手稿并综合辑校清代学者评注的最为完备的文本。任先生的研究和辑校工作，是接着我国老一辈“聊斋学”专家张友鹤先生于1963年完成并出版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继续进行研究和辑校工作的。由于《聊斋志异》是一部优秀文言文短篇小说集，长期在民间和士人中传抄和刻印，评家众多，作者创作的第一文本的手稿又仅发现了半部，这样如何面向广大读者，整理、辑校、出版一部便于读者解读和鉴赏批评的文本，不论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还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都是十分必要和有价值的。正如章培恒先生所说：“《聊斋志异》既是我国小说史上较有价值的著作，对之进行会校、会注、会评工作，为研究者提供一份较为完整的资料，自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张友鹤先生自觉地将会校、会注、会评三结合，综合吸取先人研究的成果，辑校《聊斋志异》，这是“聊斋学”研究史上的一个创造。正是由于这样，张先生的《聊斋志异》“三会本”甚受中外读者和研究工作者的欢迎。这一版本广为普及，一版再版。然而历史又前进了三十年，在张友鹤先生当年所依据的14种文本之外，又发现了《聊斋志异》的早期手抄本，如山东博物馆珍藏的康熙年间的抄本，《异史》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评点方面，还发现了王芑孙评本、方舒岩评本等。这些珍贵的文本，张先生在辑校“三会本”时并未见到和采用。因此在作者手稿本和新发现较早手抄本的基础上，相互参照集校出一部新版的“三会本”，是“聊斋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任笃行先生以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新版“三会本”较之张友鹤的“三会本”更为准确和完善，特别在集评方面，又增加上了王芑孙写在王金范十八卷本的评语和抄本《还淳方舒岩先生批本 ——摘自《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