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的“六守”“八证”说

　　齐国不但有唯才是举，先贤任能的传统，而且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用人标准和察举理论，实行了一些有效的考核办法。　　从齐姜建国开始，姜太公确立了“举贤尚功”的治国方略，就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任用。他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用人是国家社稷治乱的根本。天子要想管理好天下，关键在于用人，在于有贤能的人辅佐。为此，姜太公提出一套“六守”、“八证”的人才理论。　　所谓“六守”，就是仁、义、忠、信、勇、谋。这“六守”是姜太公关于贤能之人的标准。　　姜太公曾解释说：“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贫之而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文韬·六守篇》）秉太公认为，让他富贵而不作恶犯法的人，就是仁；让他显贵而不骄傲的人，就是义；有错对他的对方而不产生二心的人，就是忠；派他出使而滑什么隐藏的人，就是信；让他处在危险的境地而不恐慌的人，就是勇；让处理问题事务从不感到畏难犯愁、有办法的人，就是谋。　　所谓“八证”，就是考察人才的八种方法。即“一曰问之以，以观其详”。与其详细认真地谈话，了解他的身世、思想及各个方面的情况；“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同他辩论，看他如何应变；“三曰与之间谋，以观其诚”。对其实施间谋，看他是否诚实可靠；“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向他从下面提出一系列问题，看他的认识和德性如何；“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给他一些财物，看他是否廉洁；“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月女色来试控他，看他是否忠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告诉他危难，看他是否有勇气；“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用酒把他灌醉，看他是否失态。“八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龙韬·选将篇》）　　姜太公还认为，人才选拔不单是个方式方法问题，更主要是指导原则和思想认识问题。为此，他提出作为君主必须剔除“伤贤、蔽贤、嫉贤”的思想。　　要君主尊重贤才、爱惜贤才、任用贤才。他告诫统治者：“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而美名彰焉。”（《正点略》）在具体用人上，姜太公还提出了需要警惕和注意的事项：棋逢对手一，“君用佞人，必受祸殃”，就是，不要用那些奸佞之徒，否则必受其害；其二，不要用那些“内贪外廉，诈誉取名”者，因为这些人内心贪婪又沽名钓誉；其三，切忌用“窃公为恩，令上下昏”的人，因为这些人假公济私，欺上瞒下；其四，谨防那些“背公立私，同位相讪”的人，因为这些人为了私利互相毁谤拆台；其五，反对用那些“群吏朋党，各进所亲”的人，因为这些人拉帮结派，用人唯亲；其六，反对那些“招举奸枉，抑挫仁贤”的人，因为这些人纵容坏人，打击排挤贤人。　　姜太公还认为为赏罚必须分明，一视同仁，对于那些“反者”、“横者”坚决予以“废之”、“挫之”。换句话说，凡是敢于谋反下法和瓷意横行之徒，不论其爵位多高，都应坚决除掉和严加制裁，使他们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这就叫“犯上者诛，贪鄙者拘。”（《三略·下略》）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有功于国的人，不论其处境如何，都应给予关心和爱护，“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卑者，贵之”；“谋者，近之”。要让他们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并委以重任。即使是那些“归者”和“降者”，也应该采取积极招抚和既往不咎的态度。总之，要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和施展才华的环境。　　在强调赏罚分明的同时，姜太公还强调要“赏罚必信”。他认为，只有“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三略·上略》），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他甚至还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礼赏不倦，则士争死。”（同上）这种赏罚分明和赏罚必信的基本原则，除表明对当事人奖勤罚懒和赏功罚过外，更主要是严明法纪，教育众人。他在《六韬·文韬·赏罚》中说：“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吾欲赏一以劝百，罚一以示众。”因此，为了激励三军将士，劝勉天下之人，他明确地指出：“故杀一人而三军震之，杀之；赏一人而万民悦者，赏之。”（《六韬·龙韬·将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