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哲夫成城”的尊贤论

　　春秋时期，尊尚贤人是时代的一种风气，是一个国家政治开明的标志。齐国名相晏子主张任贤惠民，《晏子春秋》一书记载了他尚贤尊贤的人才思想。　　一、哲夫成城，哲妇倾城　　晏子认为尊贤是治国之本。据《晏子春秋·外篇下》记载：景公问晏子曰：“有臣而强，足恃乎？”晏子对曰：“不足恃。”“有史弟而强，足恃乎？”晏子对曰：“不足恃。”公仇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对曰：“有臣而强，无甚如汤；有兄弟而强，无甚如桀，汤有弑其君，桀有亡其兄，岂以人为足恃哉，可以无亡也！”　　在晏子看来，臣强而专，就是不忠，兄弟强而专，就是不悌，故不足恃。治国唯一可恃的，就是任用贤人。故“治于下若委裘，用贤委裘之实。”就是说，垂衣裳而天下治，其实质在于任贤用贤。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崇尚贤人能使国家强盛，而崇尚美女却使国家灭亡。要想继承桓公的事业，关键不在增强兵威，而是效法桓公早年的任贤。他指责齐景德镇公说：“桓公从车百乘，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鲍叔，右有仲父。今君左为倡，右为优，谗人在前，谀人在后，又焉可逮桓公之后者乎？”（《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三）在晏子看来，不任贤而欲继承桓公的霸业，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二、治国“三患”与“三不祥”　　齐景公曾问“莅国治民”之道，晏子对以“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理由是：“举贤官能，则民与若矣。”（《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十三）意思是说，人君举贤官能，则民兴善而国治。齐景公问“贤君治国”之行，晏子对以“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民安乐而尚亲。”（《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十七）就是说，人君任贤爱民，上下相安，则民安乐尚亲而国治。因此，在晏子看来，治国有三患：“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异心，三患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二十九）忠臣不信，是说不用贤；信臣不忠，是说用小人；君臣异心，是去贤人用小人的必然结果。因此，国之不祥有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所谓不祥，若乃此者。”（《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十）贤而不知是聋，知而不用是昏，用而不信是疑。人君既聋又错又疑，在晏子看来，国之不祥，莫过于此。晏子认为，尊贤而国治，用不肖而国灭，这是齐国政治的主要经验教训。他说：“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贤而赞德之时，亡国恃以存，危国爷以安，是以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乐，身溺于妇侍，而谋于竖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宫而不举，虫出而不收。”（《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二六）　　总之，“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竖刁而灭。”（《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十一）任贤而霸，失贤而衰。　　三、人君必须以尊贤用贤为德　　晏子认为，尊贤所以重要，在于尊贤能以贤者之长补己之短，以贤者所厚补己所薄。比如桓公，“身体惰懈，辞令不给，则隰朋昵侍；左右多过，狱谳不中，则弦宁昵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则宁戚昵侍；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甫昵侍；居处佚怠，左右慑畏，繁乎乐，省乎治，则东郭牙昵侍；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管子昵侍。”总之，“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以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是以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六）在晏子看来，如果桓公不能尚贤礼士，任贤使能，就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称霸。因此，任贤就不能不是人君的大节。令齐景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桓公“饮酒穷乐，食味方丈，好色无别”，有过如此，为什么还能“率诸侯以朝天子”？晏子认为，这很简单，人君有大节，有小节。桓公饮酒穷乐，好色无别，是小节；而礼贤下士，尊贤任贤，则是大节。管仲虽是他的政敌，知其能足以安国济功，就不记前仇，迎之于郊，礼之于庙。 　　宁戚原是贱人，桓公闻其歌而知有贤人之风，便举以为大田。总之，桓公“见贤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内政则民怀之，征伐则诸侯畏之”。如此简单的道理，景公却不省司，徒“闻先君之过，而不能明其大节”。（《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二），如此，“又焉可逮桓公之后者乎”？因此，人君必须以尊贤用贤为德。他应“见贤而进之，不用君所欲；见不善则废之，不辟君所爱；行己而无私，直言而无讳”（《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一生以尊贤为己德，以用贤为己任。晏子的这种观点，这种作风，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对才能之士的重视，反映了对于士人参与国家政治重要性的认为。这种尊贤任能，构成了他们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