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来的蒲松龄研究

                   七十年来的蒲松龄研究                    1|2|3| 王玢玲     二、作家研究     关于蒲松龄的家世、生平事迹因在蒲氏族谱、墓碑、行述中都 有记载，解放后又出版了路大荒的《蒲松龄年谱》(见《蒲松龄集》)， 看法比较一致，认为蒲家是从明代万历年间以来“科甲相继”的诗 礼世家，到蒲松龄父亲由于，家道中落，弃儒从商。蒲松龄自幼从父 学书，一生热衷功名，多次考试皆失利，一生蹇促贫困，以教村童为 主，在毕际友家为西席前后三十年。由于他塾师的地位，卓异的才 华，使他成为接近人民，反映人民利益的伟大作家。在他的思想和 世界观里有民主性进步性，同时也受时代的影响，有它封建的一 面。和古代作家一样，他的生活思想以及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具体 表现在作品里却是复杂的，一直被研究到今天，才有个较为全面的 了解。     进入八十年代，关于蒲松龄的家世生活还有两个新的争论问 题，一是蒲松龄是否为少数民族问题；一是蒲松龄是否与一个女人 (陈淑卿)有过一段婚姻关系问题。     本来按蒲松龄自撰的《族谱序》，自认为汉族，般阳(山东淄川) 土著，从无异议。可是自八十年代始，除汉族说外，又有回族说、女 真族说、蒙古族说，共四种说法；     汉族最重要的根据是《族谱序》中一段文字：     按明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冀者，盖十室而 九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酉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 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秩不引桑梓嫌也，然历年久 远，不可稽矣．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吾族之兴，自洪武始也。 此材料说明蒲氏自认为汉族，蒲氏后裔也一向认为蒲家自古 即为汉族。     关于回族说的根据是：蒲姓是阿拉伯常用姓氏，蒲鲁浑和蒲居 仁的名字又都与回族有关。岳珂《程史》云“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 豪者蒲姓。”福建《蒲氏族谱》载：“……世秉清真教，天下蒲姓皆一 脉。”《八闽通志》亦载；“蒲居仁曾任福建等处转运盐使．这种主管 盐铁酒醋专卖及市舶司的官吏当时多为回族。而关键是蒲鲁浑的 名字是阿拉伯语的汉译，阿拉伯人常用名，蒲即阿拉伯语abu的 音译，即尊者“父亲”之意：鲁浑当即阿拉伯语run，灵魂之意。 关于女真族说的根据是；《元史·世祖本纪》载：元朝的总管是 由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担任的。元代称为汉人的包括当时北方的 汉族人、女真人和契丹人。其次《金史》所记金朝官员中有乌延蒲卢 浑和蒲察蒲卢浑(本名为蒲鲁浑)，“蒲鲁浑”女真语为“布囊”之意， 推知蒲祖蒲鲁浑可能原为女真人。     关于蒙古族说的的根据是：蒲鲁浑的名字是蒙古人的名字，因 为蒲鲁浑和蒲居仁都当过元朝的大官，所以元末蒲家遭殃，“倾覆 之余，止遗藐孤”。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介绍这四种说法之后认为“以上四种说 法各有自己的根据和道理。总的说来说蒲松龄是少数民族是比较 有道理和根据的。当然这不能作为定论。”同文又说：“历史上这种 民族成份改变的情况所在多有。所以不论蒲松龄属于哪个民族，都 不决定也不影响他现在的后裔的民族成份。”     《人民日报》1981年3月19日特约评论员《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 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一文中又注明了蒲松龄是少数民族，引起蒲 松龄纪念馆对蒲氏世谱详加考证撰文《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再 次说明蒲氏族谱第一篇序言是蒲松龄在康熙27年写，已说清蒲氏 祖先是般阳(淄川)土著，连蒲鲁浑和蒲居仁也是当地人，因此才说 “元代受秩不引桑梓嫌也。”而且写此《族谱序》时是经过“珂也有 心，搜故抄而询黄发，趾也助以笔札，校窜年余，略能成册，松得受 而考核传志之，”这说明修谱十分慎重，是经过文献故抄和口头调 查，反复核实之后并得族人之助才定稿的。因此断定蒲松龄的民族 成分还是以这部族谱为据。至于因蒲鲁浑象个少数民族的译名或 因蒲居仁在福建任过都转运盐使而说他是少数民族都是不足为证 的。如说蒲氏是回族，无论在蒲氏家族或蒲氏作品中都没有反映出 来。所以就目前可资考证的资料看，不能得出蒲松龄是少数民族的 结论。如此关于蒲松龄的民族成分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学术界 多从蒲氏自述，归其汉族本源说。     在蒲松龄的传记里早年与刘氏夫人结婚，松龄常年坐馆，刘氏 是封建社会典型贤良妻子，携儿带女，贫困渡日，助夫成名；蒲氏亦 常感而赋诗，恩爱逾常，从未闻这位作家有何风流韵事。至八十年 代初田泽长发表了《蒲松龄和陈淑卿》，就蒲氏所作《陈淑卿小像 题辞》一文对蒲松龄在康熙元年至康熙十年(1622年)的一段生活 经历作了探讨。田氏在对《陈淑卿小像题辞》作了认真详尽的校注 之后，认为这篇情感贯注的骈体文即是蒲氏为其恋人(妾)所作的 小传。即：蒲松龄在同其原配刘氏夫人的婚姻关系之外，还曾有过 一段不同寻常的爱情经历。据“小像题辞”行文，约在康熙元年蒲氏 家乡罹于七之难(农民起义)时，蒲松龄为躲兵灾乘船入山，在一个 荒僻的山村里遇到一位美慧的姑娘陈淑卿，在逃难生活中他们发 生了爱情关系，以不容于姑舅，几经磨难，仳离之后，彼此朝思暮 想，还有书信往来，后来陈淑卿又回到蒲松龄身边，生了孩子，寄养 在别人家里。直到蒲氏在孙蕙幕中，远离故乡时，才和陈淑卿公开 生活了一年。任生活如何艰苦，儿啼女号，她却从无怨言。可惜陈淑 卿早逝，于是蒲松龄持小像写了这篇痛心悲悼的文字。明显的标记 是《题辞》是第一人称写的，称陈淑卿为“细君”(妻子)，并未注明代 人之作，可见蒲松龄确有一段不平常的恋情。这正是他写了那么多 缠绵绯恻聊斋爱情故事和艳情俚曲的自身生活源泉。蒲氏传记未 载此事，是在维护封建家庭伦理关系。在封建社会里，媵妾地位低 下，为她立传是一种僭越。蒲氏墓表、行述、祭文中亦未提此事不过 是“尽量把这位刺世疾邪，追求自由的文学家打扮成道貌岸然的老 先生。”并且认为把蒲松龄与陈淑卿关系作一探讨对了解他作品中 的某些篇章大有补益。     这一爆炸性研究课题，与蒲松龄是少数民族的说法，同样引起 人们的兴趣。但苦于资料不足，附和者少，质疑者多。质疑者大体从 年代考察，在康熙十年之前，蒲氏故乡未罹兵灾，亦无逃难之举，年 代不符；亦有人推测《陈淑卿小像题辞》是蒲氏为孙蕙或他人代笔， 未必为蒲氏自写，因无旁证可考，更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法：蒲松龄 并不反对纳妾，无论在作品中或他自叙家事中都不讳言妾之存在， 他不隐讳自己父亲就不只一个妾，并一一注明其姓氏及所生子，何 以讳言自己此等大事?文中明言陈淑卿有子女寄养他人处，蒲氏并 非无情，何以至终不使其非婚生于认祖归宗，于情理不合。如此一 蒲陈恋情异说也终于象少数民族异说一样，在研究中逐渐消声匿 迹，但是令人深思的是，在有关蒲松龄逸事的材料或电视中却常若 有若无地穿插一段恋爱故事，似与陈淑卿小像事相关，或可谓之查 无实据，不作科学历史看，却可作文学逸事观也。      关于蒲松龄的思想、交游与世界观方面，学术界近年来颇侧重 于作者的强烈入仕愿望却久困场屋，终身未得一第原因的探索， 据高明阁《蒲松龄的一生》统计，蒲氏从39岁到66岁的27年中， 共有十三次参加乡试的机会，他作了准备和已经参加的计有十次， 而有文字记载，确证参加考试五次，其中康熙二十六年(48岁)，因 “闱中越幅被黜”，原因是“得意疾书，回头大错”(《大圣乐》词)。可 见考试制度的不合理与蒲松龄才华之洋溢，制艺之学与蒲氏为文， 两种思路之水火不能相容。蒲氏从弱冠入棘闱，直到63岁，须发皆 白，还在应试，甚至到72岁，还为那个“岁贡生”的虚名，顶风冒雪奔 走于青州道中，百折不挫，冀得一第。当然是在“学而优则仕”的儒 学思想指导下，顽强地实现一个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并 改变现有的生活状况。为此，人们查知在蒲氏大量著作中，“拟表” 之作占“文集”中的两卷，这是从不为人重视的制艺之学，充满封建 性，这些笔墨既不像书序、婚启为乡人代笔，也非个人诗文遣兴，完 全是假拟臣子之愚忠，上表皇帝陈策治国，歌功颂德之作，“只能是 为乡试作准备，模拟可能出的试题练笔用的”，于此亦可见蒲松龄 为应举所作的文字功夫。加上他为不忘举业，放弃了做孙蕙幕宾的 机会，只留宝应县一年，即归乡坐馆，终老于毕家西席的位置。在时 间上也给举业以充分保证，按孙蕙的估计，“稍一敛才苦攻”即可如 愿，然而他竟“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挚着的第一流 的大文学家，在科举上，却成了第一流的惨败者。也终因这科场上 的惨败，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蒲松龄以其高尚的人格， 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良心。     高明阁说：“按理说一个终生应试的儒生不应该讽刺郎玉柱 (《书痴》)这样的人。我们认真的思索一下，蒲松龄之所以考不中， 惟其看不起除了“书”一无所知的人；公平地说，惟其和郎玉柱不 同，两条道路，才导致两种结果。”     王志民在《蒲松龄屡试不第原因新探》一文中从思维方式、社 会原因上迫索其举业失败的原因，由于蒲氏“好奇成癖”，肆力于谈 狐说鬼，空有追求功名之志，而没有走专攻举业之路，这是他求异 思维方式与八股取仕所要求的求同思维方式尖锐矛盾的结果。蒲 松龄自己总结考试失败，半生沦落，非战之过，乃与命定前身有关， 举其生时父梦“病僧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生松，果 符墨志”，因而自己“门庭凄寂，冷淡如僧，笔墨耕耘，萧条似钵”。实 际就“得意疾书”、“闱中越幅被黜”一事，说明蒲松龄之才华与八股 程式，在思维方式上的严重冲突。就这一问题探索其社会思想原 因；首先，科举制度作为封建阶级选拔人才的手段，愈到后来，愈腐 朽没落，不选真才，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 圣明”，这是当时普遍现象，正如《聊斋志异》中所揭露的那样。加之 考试录取名额很少，蒲氏从父自学，穷乡僻壤的教育手段难于应付 多变的科考制度，特别是穷困蹇促，自恃才华的蒲松龄无处(也不 肯)走后门，自然是科举失败的客观原因。其次就蒲松龄的气质和 社会环境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来说，与科举制度的思维方式是相悖 逆的。求同的思维方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只重 演绎而忽视归纳，在写作上表现为长于引经据典，述而不作，不善 于创作，是狭窄的封闭思想体系。求异性思维方式则善于从假设和 构想中寻求答案，善于独立思考，长于标新立异，在写作上容易冲 破传统观念模式。八股取士当然不欢迎异端之人和异端思想。八股 取士要求按封建统治阶级传统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依样画葫芦，不 得违章越格，更不能创新。少负异才卓荦不群、平生有奇气的蒲松 龄，哪里受得如此约束，于是导致“得意疾书，回头大错”。终于只能 落拓一生。汪启淑《水曹清略录》卷10中说“山左蒲留仙好奇成癖， 撰《聊斋志异》，后入棘闱，狐鬼群集，挥之不去，竟莫能得一第。”虽 是传说，倒是道出蒲松龄沉溺于异端思想，富于开创性思维方式的 必然结果。而这一条思维方式是和蒲松龄的进步的世界观的形成 及其与人民的关系分不开的。      解放后诸研究蒲松龄的专家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着重从 《聊斋志异》中研究作者和人民的关系。近年来由于思路的扩展和 对蒲氏思想、交游、诗文、俚曲杂著等的全面研究，认识到不能和人 民同感受、共呼吸，不能和时代同脉搏共跳动，只凭文字技巧，能够 写出《聊斋志异》这部世界名著和那样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俚曲是不 可能的。特别是大量诗文中所反映的淄川一带人民疾苦，更为人们 所注意。有人统计过；蒲氏所写文人抒情诗约800首，反映人民疾苦 的42首，关心自然灾害的31首，共73首，这个数字约占存诗总数的 8．5％。八十年代以后，研究者常根据作者诗词作系年研究，并追寻 作者的游踪、交游，对作者世界观作广泛的探索。如盛伟写了《试论 蒲松龄康熙甲中年“流民”诗及写作背景》、汪玢玲写了《蒲松龄与 人民》专章(见其专著《蒲松龄与民间文学》)，鲁童、盛伟撰有《蒲松 龄南游地理考略》，专门研究他在孙蕙幕中的生活和交游，袁世硕 更有《蒲松龄与王士桢》，《蒲松龄与毕际友》、《蒲松龄与朱缃》等系 列文章，研究者从各个方面探索作者与人民及官府名宦、文人的关 系，以及各阶层对蒲松龄的态度。从中了解到名宦们如喻成龙倾慕 蒲松龄的文名，请他来济南官府盘桓数日为之在《梅花书屋图》画 卷上题诗，并“欲以千金易《志异》一书”的卑劣行径，此事世传为王 渔洋事．虽也不排斥王有此想法，《蒲松龄与朱缃》一文却经过考证 得知当时酌淄川知县唐秉彝、黄叔琳辈也遣吏搜求蒲氏的著作，其 意大体都在据《聊斋》为已有，欺世盗名，而无一入以才荐当朝，使 蒲松龄有以进身；他们怎能了解《聊斋》为蒲氏一生呕心沥血、寄寓 悲愤之作，怎肯以之售人?另一方面他为人民衣食奔走呼号，救灾、 惩恶、进呈的诗文大量涌现，这一事实是所有研究者用以探索作者 世界观进步一面的重要根据。且都在此基础上研究蒲氏强烈入仕 要求、干预政治的目的，并旁及于他对民族、婚姻、道德、经商等问 题的开明思想和矛盾态度，认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研究传统文化 心理在蒲松龄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强烈投影，看到了“慰籍 劳人”，重视劳动群体，为下层人民说话，为民族整体谋利是蒲松龄 思想及世界观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他在宗法观念上，迷信思想 方面也有相当的保留，表现出他时代的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对人借以谋生的手段(主要是农民的生 产)的关注是一贯的，这从1987年出版的《聊斋杂记》影印本，看得 十分清楚。辽宁图书馆康尔平于此书序言中指出此项辑录之作，来 自《齐民要术》、《辍耕录》等十余种科技书。汪玢玲、郭守信在评介 文章中，认为这是蒲氏所辑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经验的实录。上 册收农田树艺之事127则，实际是继《农桑经》之后的一部指导生产 的农事教科书，下册所记的锻铁论铜、诸窑器物，也是具有科学价 值的手工艺生产知识。将此书与蒲氏许多杂著如《药祟书》、《日用 俗字》、《农桑经》联系起来看，蒲松龄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也 是一位致力于生产、生活实际等实用之学的学者，在当时甚至蒲松 龄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工农业生产对富国强民的重要作用了。《聊斋 杂记》手迹的复制出版，对于蒲松龄的生平思想、学术观点、爱好兴 趣，以及治生求实精神和深汲博采的治学之道等诸项研究，展开了 新的、广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