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交论

　　在“全胜论”中，我们曾提到过伐交思想。由于伐交思想在齐国军事战略思想中比较突出，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战略理论，所以我们在此专门予以介绍。　　“伐交”一词源于《孙子兵法》，意思是在外交上战胜敌人。《孙子兵法·谋攻》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交”是孙子所主张的一种上等的战略。管仲的伐交思想也非常全面，而且在实践上取得了成功。综合齐国军事家的伐交思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保持强大势力，对敌构成威胁　　孙武的伐交是和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联系在一起，并为其服务的。“伐交”的“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军事外交，或者说是和军事联在一起的外交。要通过伐交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因而孙武说：“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故其城可拔，其国可毁。”（《孙子兵法·九地》）。意思是：凡是霸王的军队，进攻大国就能使敌方的军民来不及动员和集中；把威力加之于敌，就能使它不同别国结交。因此，不必同敌国争着去与诸侯合谋，只要显示自己的称霸意图，把威力加之于敌，就可以拔取敌人的城邑，摧毁敌人的国都。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就可以利用大兵压境、外交恫吓使欲战之敌终止战争策划，还可以大兵压境或兵临城下，断敌后路，然后再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敌国俯首称臣，不战而降。　　在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实例。公无前681年，齐桓公见齐国已兵精粮足，决定会合诸侯，订立盟约。恰巧这时宋国发生内乱，于是齐桓公邀请宋、鲁、陈、蔡、郑、曹、邾等国诸侯到北杏（山东东阿北）开会，商讨如何确定宋国君位，平息内乱。宋公子御说到了，陈、蔡 、邾国国君也来了，另外几个国家不买齐国的帐，置之不理，只有五国订立了盟约，并推齐国为盟主。　　但刚立的宋公御说不服气，竟然不辞而别，会议不欢而散。北杏大会之所以不很成功，关键的原因是齐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还没有强大到使其它国家倾从的程度。从此可以看出，没有一定的实力作后盾，想单纯通过外交途径威服他国，是不可能实现的。管仲看出了这个道理，于是进一步经营齐国。他说服齐桓公避实击虚，先灭掉了比较弱小的遂国，这进一步显示了齐的力量。许多诸侯见此纷纷表示愿从齐国。这样就使仍然抗拒的鲁国处于孤立无援地位。管仲又劝齐桓公借此机会伐鲁。大军开出后，鲁庄公不敢硬拚，他要求齐国退兵。双方在柯（今山东东阿县）地会盟。接着，在管仲的谋划下齐退还了鲁国的汶阳之田，取得了鲁国对齐国地位的承认。别国诸侯听到齐国退地的消息，也都表示顺服。卫、曹先后派使者到齐国赔了不是，订了盟约。鲁、卫、曹的降服，是齐军事与外交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不会取得外交的成功。公元前680年，齐会合陈、曹两国军队，攻打背叛北杏盟约，与齐对抗的宋国。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宋公御说动摇了，加上齐国大夫宁戚前去说服瓦解，宋公终于向齐桓公赔礼认错，宋国又加入盟约。这也是在保持军事重压下加上外交努力的结果。鲁、卫、曹、宋加入盟约，承认齐桓公的盟主地位，齐国没有经过战争去达到目的，采取的都是军事与外交双管齐下的手法。　　二、主张亲仁善邻，反对四面树敌　　春秋时期是军事家外交活动十分频繁的时期。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看清国际形势，结交邻国，联合对敌，是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要战略策略。孙武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衢地则合交”、“衢地吾将固其结”的外交策略思想。所谓衢地，就是除去我与敌国之外，还有第三国、第四国、第五国的“三属”之地。孙武主张处此衢地之时，应当广泛结交毗邻诸侯，并且要“固其结”，即巩固其结交，密切外交关系以求获得国际援助，从而在外交孤立敌国。　　管仲更是主张亲仁善邻。据《管子·小匡》记载，桓公曾问管仲：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可以吗？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治理内政的人选不足，从事外交的人也不齐全。于是委任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狱官，宁戚为田官，隰朋为通使诸侯的官；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卫开方驻卫国，郾尚驻燕国，审友驻晋国。桓公又问：外交与内政都安排好了，这回可以了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因为邻国还没有同我们亲善。桓公问：怎么与它们亲善呢？　　管仲回答说：审查我们的边境，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订正邻国的边界，不要接受他们的货财，而好好地拿出皮币，不断聘问各国诸侯，这样来安定四邻，邻国就同我们亲善了。桓公问：我想南征，应依靠何国？管仲说：以鲁为主。应归还过去侵占他们的常、潜两地，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卫都有栅壁。桓公问：我要西征，应依靠何国？管仲说：以卫为主。应归还过去侵占他们的土地台、原、姑与柒里。桓公问：我要北征，应依靠何国？管仲回答说：以燕为主。应归还过去侵占他们的柴夫和吠狗。于是，齐国与四邻大大亲善起来了。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管仲十分注意与友邻各国的外交。他不仅建议齐国在邻国派驻“大使”，而且还建议设立了特命全权通使。为了与四邻友善，他建议归还了过去中有的四邻的土地。　　虽然孙武、管仲都主张要亲仁善邻，但他们又同时强调，不能不分敌我乱交朋友。孙武十分重视看清国际动向，确定敌友。他认为“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孙子兵法·九地》）。当时，列国互相争夺，互相兼并，尔虞我诈，各怀异志。孙武从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在建交之前一定要预知“诸侯之谋”，以避免盲目轻信，误认敌为友。　　据《管子·霸形》篇记载 ：楚国想吞并宋，但害怕齐国加害于楚。于是楚王在国内发令说：我在国君中称其为明的，莫如桓公；在人臣中称其为贤的，莫如管仲。称明其君又称贤其臣，我愿意事奉他们。谁能够替我交好齐国，我不吝惜用一个封侯的君长赐给他。于是，楚国的贤士都拿贵重的宝物和布帛来事奉齐国。桓公左右，没有不接受贵重宝物和布帛的，于是桓公召见管仲说：我听说，对人好人家也对他好。现在楚王对我已是太好了，我不修好，将是不合道理的。仲父何不就同楚国交好呢？管仲回答说：不可。楚人攻伐宋国和郑国，火烧郑地，使城坏不能修建，屋毁不可复修，使人男女丧其配偶，居室如鸟巢鼠洞；拦截宋国的农田，从两旁堵塞两道河流，使水不得东流，结果东山的西面，水深没墙，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楚国要吞并宋国和郑国，但考虑人众兵强而能加害于自己的，一定是齐国，所以他们实质上是想用‘文’的办法胜齐，用‘武’的办法取得宋、郑。楚国攻取宋、郑，而我们不去禁止，就等于脱离宋国和郑国；予以禁止，则又失信于楚国。计谋失误于国内，军队就会被困于国外。交楚不是一个好办法。桓公说：好，那怎么进行？　　管仲回答说：请兴兵南下保全宋、郑，同时下令，不要反攻楚国，我将与楚王相遇。到相遇的地方，就提出郑城和宋水的问题。楚国若答应，就等于我们用‘文’的方式命令他；楚国若不答应，就用武力命令他好了。桓公说：好。于是兴兵南下保全宋、郑，与楚王相遇召陵。桓公对楚王说：不准囤集粮食，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擅自废除嫡子，不准立妾为妻，同时提出郑城与宋水问题，问于楚国。楚国没有同意。齐军遂退七十里屯驻军队，命令军队在郑国的南边筑城，东面开放宋国的田地，疏通两道河流，使水再向东流。楚国没敢动作。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管仲高瞻远谋，看出楚交齐是别有用心，从而避免了认敌为友，盲目交好楚国。　　孙武、管仲不但主张要亲仁善邻，而且主张不管远近，能团结的国家尽量团结，防止四面树敌。要孤立敌国，不能孤立自己。孙武在《作战》篇中明确提出，在外交上要反对四面树敌，防止两面作战。因为战争久拖不决，实力衰竭，盟国离散，就必然会造成诸侯“乘其弊而起”的严重局面，到那时，“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管子对团结多数、孤立少数，不四面树敌也非常重视。据《管子·小匡》记载，狄人攻伐卫国，卫国人出旅曹地，桓公派人为其修筑楚丘城，并给予良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道桓公仁义，所以象赶集一样归顺桓公。诸侯进见桓公并献给礼物，桓公用更多的礼加以回报。桓公用爱来争取诸侯，用信来结交诸侯，对诸侯大大施恩惠，可以分忧的帮他们分忧，可以谋事的帮他们谋事，可为动兵的替他们动兵。例如桓公修筑五鹿、中牟、邺、盖、牡丘等城，以保卫诸夏之地。天下对于桓公，远国人民望之如父母，近国人民从之如流水。上述记载反映了桓公与管仲君臣友善远近邦国、团结多数国家的外交谋略。　　三、多方干扰敌国，使敌内外交困　　多方干扰敌国，使敌内外交困，是孙子对于所欲打击的敌国进行伐交斗争的原则之一。《孙子兵法·九变》中对这一原则作了很好的总结和描述，这就是：“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 者以利。”　　所谓“屈诸侯者以害”，就是要迫使敌国屈从就范，就要用其所恶之事去危害它。什么是敌国所恶之事呢？曾有人注释曰：“为害之计，理非一途，或诱其贤智，令彼无臣；或遗以奸人，破其政令；或为巧诈，间其君臣；或遗功巧，使其人疲财耗；或馈淫乐，变其风俗；或与美人，惑乱其心。此数事若能潜运阴谋，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由此可见，收买、离间、诱惑、造谣等等都是危害敌国的方法。　　所谓“役诸侯者以业”，就是要用各种劳烦之事去干扰敌国，使敌国不得安宁，劳民伤财，自耗其力。　　所谓“趋诸侯者以利”，就是在军事斗争及政治外交上用小利诱敌，目的是调动敌国军队去忙于争利，疲于奔命。　　管仲对于多方干扰敌国，使其不得安宁的伐交战略也是运用娴熟的。《管子·禁藏》曾记述的谋害敌国的五种手法，就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具体化。由于这五种手法在“全胜论”中曾经介绍过，在此就不重述了。　　四、深入敌人中间，从内部瓦解敌人　　《孙子兵法·计》篇说道：“亲而离之”。意思就是敌人内部亲密团结，就应派遣间谍、散布谣言，使敌人分化和瓦解敌国的外部联盟以及敌国的内部团结，是伐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六韬·文伐》提出了十二条文伐的方法。“一曰，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委听，顺命而合。彼将不争，奸节乃定。五曰，严其忠臣，而薄其赂。稽留其使，勿听其事。亟为置代，遗以诚事，亲而信之，其君将复合之。苟能严之，国乃可谋，六曰，收其内，间其外，才臣外相，敌国内侵，国鲜不亡。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八曰，赂以众宝，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有国而外，其地大败。九曰，尊之以兵，无难其身，示以大势，从之必信；致其大尊，先为之荣，微饰圣人，国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应事，如与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时及将至，若天丧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无不重贵与富，恶危与咎，阴示大尊，而微输重宝，收其豪杰。内积甚厚，而外为乏。阴示大尊，而微输重宝，收其豪杰。内积甚厚，而外为乏。阴纳智士，使图其计；纳勇士，使高其气。富贵甚足，而常有繁滋，徒党已具，是谓塞之。有国而塞，安能有国？十二曰 ，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天下图之。”这十二条不仅是对孙子“亲而离之”这一策略的发展，而且也是对他“伐齐”思想的深化和丰富。　　齐人曾多次运用离间手法在战争中获胜。战国时，燕军合五国之后伐齐，攻下七十余城，然而燕惠王即位后，轻易中了齐人田单元的反间计，“疑乐毅而使骑劫代之将”，结果田单“欺诈骑劫，卒退燕军，复收七十城，以复齐”（《战国策·燕策二》）。